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危机成因的理论差异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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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危机成因的理论差异与启示】 添加日期：2006-4-21 |
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萨缪尔森与希克斯等人对哈罗德提出的原始形式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萨氏把时滞范畴引入周期分析，并修正了哈罗德经济周期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则经济活动就处于一种稳步增长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他用实例说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也会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即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表明经济的波动是必然的，稳定均衡的增长实际是难以存在的。其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影响到经济波动。⑤ 希克斯把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推到了最高峰，他是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最后完成者。希克斯模型在五个主要假设条件下，利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以及经济周期中各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把投资波动作为中心，从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探讨到经济周期各阶段长短决定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周期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分析，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上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过剩成因与治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理论有如下特征：（１）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２）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３）其分析的聚焦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４）由于其理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赋予了凯恩斯主义特殊的历史使命，致使其理论高度重视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方面在分析市场运行机制，说明经济繁荣与衰退形成的条件以及更替，周期各阶段的联系和传导机制上，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这为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内在形成机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所以其治理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缺乏供给方面的研究，由此致使其反危机的对策具有片面性。
三、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的全面系统剖析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１）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２）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３）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⑥ 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⑦ 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供给（生产）上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⑧。并且，根据他的分析，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突然扩张力的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⑨ 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此文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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